2010年11月24日，北京市第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颁奖大会在北京国际饭店召开，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副市长蔡赴朝、市社科联党组书记史秋秋、市教委副主任付志峰等有关领导，以及获奖代表100多人参加了颁奖大会。大会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傅华同志主持。首先由市社科联党组书记史秋秋介绍本届评奖工作情况，然后市人保局副局长程静宣读了市委市政府“表彰决定”。市领导向在场的获奖代表颁发了获奖证书。我校获奖教师及科研处有关同志参加了会议。

在此次优秀成果奖评比中我校共有四人喜获表彰，分别是：曹志耘教授的“汉语方言地图集”获一等奖，方铭教授的“战国文学史论”获二等奖，陈前瑞教授的“汉语体貌研究的类型学视野”获二等奖，李庆本教授的“欧盟各国文化产业政策咨询报告”获二等奖。这是继2009年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评选后我校在科研奖项方面的又一集体丰收，也是近年来学校各级领导重视科研工作，营造良好科研氛围、创造宽松科研环境、提供有力科研保障的体现，在此让我们对获奖教师表示衷心的祝贺，同时也号召广大科研工作者继续积极关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深入实际，潜心研究，努力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附：获奖成果简介

汉语方言地图集

汉语方言历史悠久，分布地域广阔，使用人口超过10亿，方言种类难以计数，方言差异极其复杂，是中国文化和人类文明的一笔宝贵遗产。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我国经济、文化、教育和交通事业的迅速发展，汉语方言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地方言中的特殊现象正在急剧消失，一些弱势方言甚至在走向衰亡。全面科学地调查描写汉语方言的传统面貌，及时抢救和保存汉语方言资料，保护民族语言文化遗产，已经成为我国语言学界一项迫在眉睫的历史使命。

方言地图是语言学研究中的一种重要手段，在描写、展示和保存大面积地区、众多方言现象的面貌和分布状况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自19世纪后期以来，许多国家如法国、德国、日本等都投入巨大力量，调查、编写、出版了本国方言地图集。由于种种原因，中国迄今为止尚无一部全面的汉语方言特征地图集。编写《汉语方言地图集》是我国几代学者的共同梦想，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宏伟工程。

自2001年以来，由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研究所牵头，在教育部、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北京语言大学的领导和支持下，在国内外学术界的共同努力下，历时7年，终于顺利编写出版《汉语方言地图集》（1套3卷）。基本情况如下：

参加人员共57人，来自国内外34所高校和研究单位。调查地点共930个，遍及全国（包括港澳台）各地，东南部地区达到一县一点。除了省会级城市和方言区代表点城市以外，其余地点均调查乡下方言。发音人基本上是1931-1945年之间出生的男性。调查条目使用课题组专门编写的《汉语方言地图集调查手册》，该手册包括单字425个，词汇14类470条，语法65类110条，共计1005个条目。所有调查点一律赴当地进行调查，收集到100多万条第一手方言资料。在传统的书面记录之外，还采用数字录音方式录制全部调查项目的有声语料。所有调查材料经录入、校对后，建成全部930个调查点的“汉语方言地图集数据库”。再利用NFGIS的全国地图数据和ArcView9.1版绘图软件，建立“汉语方言地理信息系统”，在该系统的基础上，进行方言地图的绘制工作。根据调查结果，从全部调查条目中归纳出最有价值的510个地图条目，绘制成510幅方言特征分布地图，分为语音、词汇、语法3卷，其中语音卷205幅，词汇卷203幅，语法卷102幅。

本成果的主要贡献有：

1.填补了全国汉语方言特征地图的空白。早在一百年前，西方国家就已开始编写出版本国语言地图，例如《法国语言地图集》（1902-1910年）。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绘制全国汉语方言特征地图，这是中国现代语言学从发端之日就怀有的梦想，赵元任、贺登崧、李荣等几代语言学家曾为此付出巨大努力。一个世纪以后，这一梦想终于得以实现。

2.系统保存了20世纪（特别是发音人语言习得年代即三四十年代）汉语方言的基本面貌。汉语方言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迅速趋同和衰亡，本成果（包括将要整理出版的有声语料）将成为我国一份极其珍贵的语言文化遗产。

3.极大地提升了我国地理语言学的研究水平。地理语言学是语言学中历史悠久、影响重大的分支学科。中国语种多样，方言复杂，地域辽阔，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丰富，是地理语言学研究的宝地。但地理语言学在我国始终未能得到充分的发展。《汉语方言地图集》的出版为我国地理语言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4.为语言学研究以及相关学科的研究提供了一份重要的基础资料。共时分布反映历时演变，地理语言学历来是历史语言学研究的重要途径，但我国学者一直苦于无处便捷地查询汉语方言特征的类型及其分布情况，《汉语方言地图集》为我国历史语言学研究提供了一份全面新颖的现代方言资料。此外，本成果在语言变化理论研究、语言与社会历史文化关系研究、语言应用研究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汉语方言地图集》已逐渐成为汉语研究者重要的工具书之一。

5.研究思路、方法、手段、技术创新，为今后我国语言特征地图调查编写工作做出了有益的探索。用地图形式表述大面积、大规模的语言现象在我国是全新的尝试。由于中国版图辽阔，方言悬殊，文字形式无法表音，语言特征地图的编写工作与西方国家有着很大不同，遇到很多新的困难。本成果在版式、图例、说明、英译、薄膜图、方言地理信息系统等方面克服了重重困难，进行了大量成功的创新。可以预料，随着地理语言学的发展，今后我国各地区、各方言区的语言特征地图集将会越来越多地编写出来。本成果可为它们提供宝贵的借鉴。

《汉语方言地图集》出版以后，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和极高评价。迄今为止，在国内外已发表6篇书评。其中，日本重要学术刊物《中国语学》辟专辑用46页的篇幅集中发表3篇书评，足见日本学术界对本书的重视。

中国中央电视台、《中国教育报》、《北京教育》、《中国语言资源动态》等媒体和报刊也都对《汉语方言地图集》的出版做了宣传报道。

评论者认为《汉语方言地图集》是世界上第一部在统一的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编写的、全面反映20世纪汉语方言基本面貌的原创性语言特征地图集，是当代中国语言学的标志性成果。它不仅较为全面、科学地描写和展示了汉语方言中重要语言现象的共时差异和地理分布状况，并且为汉语语言学、地理语言学、历史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言类型学、中国地域文化等领域的研究提供一份极为重要的基础资料，对于汉语语言教学、汉语方言信息处理以及语言侦破等方面也具有直接的作用，此外还可以有力地推动地理语言学这一学科在中国的建设和发展。

国家语委原副主任、著名语言学家陈章太教授总结了本成果的几个特点：“（1）调查、编写者的学术素养很好，经验丰富，水平颇高，这是编好《地图集》的重要基础。（2）所有语料都是实地调查所得，语料准确可靠；调查的要求具体、统一，语料便于排列、对照，充分体现了《地图集》的科学性与原创性。（3）《地图集》的内容丰富，条目精当，方言点的选择与分布恰当、合理，《地图集》既表现现代汉语方言的共时特征与分布，又反映汉语方言的历时变化情况，具有创新性。（4）《地图集》设计合理，绘制精细，图面清晰，制作美观，是一部精品之作。”并指出：“无论从现实或历史来看，它的价值、意义和影响都是重大的。我们认为，《汉语方言地图集》不仅是现代汉语方言研究的标志性成果，也是当代中国语言学的重要成果，它将成为中国语言学史上的一部传世之作。”（陈章太《现代汉语方言的宏伟画卷——评介》）

厦门大学教授、著名语言学家李如龙先生指出：“摆在我们面前的已经是一部成功的巨著。”（李如龙《汉语方言的地理语言学研究大有可为——喜读》）

日本金泽大学教授、著名地理语言学家岩田礼先生指出：“本地图集的意义重大，可以与《法国语言地图集》、《德国语言地图集》等驰名世界的著作相媲美。……这一地图集的出版，一定会对中国的语言研究质量上的提高作出巨大的贡献的。”（岩田礼《『漢語方言地図集』と曹志耘さんのこと》）。

2009年7月，《汉语方言地图集》获得“第四届中国出版集团图书奖·综合奖”。

 

战国文学史论

《战国文学史论》虽然是出版于1996年的《战国文学史》的增订版，但增加的篇幅在30万字以上，超过了原书的一倍，同时，对原书的大量内容，都有进一步的提升。所以，《战国文学史论》可以看成一部新的学术著作。

《战国文学史论》是研究战国时期文学史和学术史的一部专著，该书把战国文学置于战国时代的人文环境之中，在战国的时代精神中把握战国文学的个性，对战国时代的社会思潮、战国时代的文学观念以及战国论说体文学、叙事体文学、抒情体文学的思想内容、艺术特色等作了详细具体的研讨论述。

《战国文学史论》主要章节包括：引论，战国文学史研究的对象及方法；第一章，战国巨变与战国文学家人文环境的改变；第二章，战国文人的著述风气及著述的繁荣；第三章，战国时期的主要文学思想；第四章，战国论说体文学研究；第五章，战国叙事体文学；第六章，屈原及战国抒情体文学；第七章，宋玉及战国赋体文学；结语，战国文学主流及其历史地位；余论，对战国文学的再认识。

《战国文学史论》最重要的贡献，是致力于建立一个在中国固有文学观念基础上的战国文学研究体系，这个研究体系主要表现在对研究对象的选择上。20世纪以来，学者研究中国文学，都是以19世纪以来西洋的文学观念为取舍标准，没有考虑到“文学”一词，本来就是中国固有的学科名称。而且，在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中，中国文学家按照自己的文学观念，进行着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也正因此，20世纪以来，对中国文学的研究，往往忽视中国文学的本体性特征，难免有隔靴搔痒之弊。《战国文学史论》的引论《战国文学的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一文中，通过对欧洲文学发展过程的考查，提出文学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的，具有时代性和民族性特征，因此，对战国文学史的研究对象，必须依照战国时期的文学观念来抉择。

该书认为，先秦时代的经学、诸子、史传，不是体现了文、史、哲不分，或者称为文学和非文学界限往往不清，而事实是，经学、诸子、史传本身就是先秦时代文学之士从事的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文学的概念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同时也是一个具有民族文化特征的范畴。违背历史，违背民族特征，而要寻求一个抽象的文学概念那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在区分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时，不能用今天的文学概念去套历史上存在过的文学概念，也不能用非中国的文学概念来套中国的文学概念。我们研究文学时，关注文学概念的历史特征和民族特征，无疑是必要的。

为了说明还原中国固有文学观念的合理性，该书还引用西方著名文艺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的一段话：“事实上，我们关于文学的解释正是随着我们现在所说的‘浪漫主义时期’而开始发展的。关于‘文学’这个词的现代看法只有在19世纪才真正流行。就这个词的这种意义而言，文学是历史上最近的：它是在大约18世纪末某个时间发明的，乔叟或者甚至蒲柏很可能认为它极其奇怪。最初出现的是把文学范畴缩小到所谓的‘创造性的’或者‘想象性的’作品。”所以，东西方文学的演变规律，让我们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就是虽然今天的文学概念不包括过去曾经作为文学存在的某些形式，但是，对于我们研究者来说，特别是对于着眼于建立文学理论体系的学者来说，我们应该把那些历史上存在过的文学形式看作是今天文学的历史，而今天的文学观念正是在历史的演变中逐渐形成的。

作为学界第一本研究战国时代断代文学史的专门著作的增订本，该书史论结合，相比一般文学史著作，不仅具有更强的理论深度，而且又具有更广阔的文学内涵。

《战国文学史论》相比于《战国文学史》增订了30多万字，除了在研究对象的拓展、材料的丰富、论证过程的严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以外，在体例的史学拓展上，由单纯的文学史平面舒展为作家生活的时代环境、思想变迁和社会著述风气的考察，这样文学史就有了更可靠清晰的史学理据，对阐释战国文学的共同性和差异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战国文学史论》既保持了过去文学史的史学，又增加了历史学的史学和考古学的内涵，而以论实名又体现了该书注意表达自己的理论思维的期待。《战国文学史论》重点研究了开放时代战国的新风气建立、对传统文化的重新思考以及思想思潮的蜕变等，然后切入战国时代时期的文学思想，再全面展示其言说、叙事、抒情文体的方式与过程。是一个全新的以写作学为出发点的文学史理念，对文学史的断代做出了更为合情合理的划分。

该书精心编排章节，详细引用资料，每一个章节都是独立的学术论文性质的研究，同时，又注重理论的阐发和比较方法的运用。如以文体为文学史的叙事方式，改变了过去用时间或者作家为主的叙述方式；如关于儒家三子，《黄帝四经》和《老子》、《文子》、《管子》等等不同的文体风格的板块建构，既能够看到整体风貌，也可以观察其脉络，还可以看出各自的形成、风格与彼此关系，然后从文章学的角度进行写作的个性、风格等的理论论述。又如作者在分析了战国文学与六经儒家思想文化写作的一贯性之后，明确指出战国文学以“奇诡辩丽”的风格见长，然后与欧洲的浪漫主义运动比较，提出战国文学与欧洲的浪漫主义具有一致性，说明一个具有创造力的时代，其思想及文学具有某种浪漫主义的品格。如把道家区分为黄老道家与杨朱、庄子道家，提出对《黄帝四经》的文学思想的研究，探讨战国文学与孔子及六经的关系，对屈原悲剧性的认识及其历史根源的追溯，对战国文学主流与战国文学特征的总结等，论述既持之有故，言之亦自然成理，不仅如此，书中对战国文学作家作品存佚情况的文献整理较为完备，考证公允。对于古典文学研究者来说，这些都具有相当的学术参考价值。

考古学历来是文史研究的重要支撑，还常常引起方法论的鼎新。注意广泛吸取考古学成果，也是此书追求科学性的显著标志之一。例如，《礼记》的成书与资料来源，所谓记，实际上是战国时代出现的补经之作，过去常常有人认为《礼记》可能是汉代人写作的，但是，如《孟子》和《荀子》，特别是《荀子》，大量与《礼记》一书重复。该书根据《汉书》记载的古文《礼记》分析，应该是战国时代写作。然后结合荆门出土的《郭店楚简》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书中关于《礼记》中《缁衣》等篇目文献，确定《礼记》写作的时代是战国。但《礼记》在流传的过程中出现过一些复杂的情况，从而审慎指出《礼记》的绝大部分篇章是战国时代写作的。

《战国文学史论》该书将战国文学当作一个独立的整体进行研究，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战国时代的文学，在许多关键性的学术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思考，是目前最完整和最深入的一本关于战国文学全貌研究的重要学术著作，该著作的出版，对推进战国文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创新价值和实践意义。

 

汉语体貌研究的类型学视野

该成果在Comrie(1976)、Smith (1991)、Olsen (1997)、Bybee, Perkins & Pagliuca (1994)、Dahl (1985、2000)等国外经典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个由情状体、阶段体、边缘视点体、核心视点体组成的汉语四层级系统。其中的阶段体是作者在汉语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包括汉语动词重叠构成的短时体、各种复叠结构表示的反复体、动词后的“起来、下去”构成的起始体和延续体、补语性的“完”等构成的完结体、表状态持续的“着”所表示的结果体等。把视点体进一步区分为外部视点体（如词尾“了”的主要功能）和内部视点体（如词尾“着”的部分功能），将Comrie(1976)普通语言学的概念系统与Dahl (2000)类型学和语法化的研究成果有机结合起来。汉语体貌系统的四个层级之间存在着多方面的联系。从共时的角度看，它们是由不同性质的终止点贯穿起来的，在各个层级都体现了类似于“有界—无界”的对立。从历时的角度看，它们与体标记语法化的路径一脉相承，大多数体标记都经历了一个阶段体的演变阶段。汉语体貌系统在阶段体、边缘视点体和核心视点体这三个层级上的内部对立都比较严整，因此汉语是一种体貌突出的语言。（第12章）

在类型学的视野和汉语四层级体貌系统的框架下，通过10多个的微观的专题研究，对汉语一系列体貌现象的用法进行了深入的考察，提出了许多富有新意的观点。比如，从四个层级的角度来观察动词重叠，其自身的动态性、持续性、非终结性以及它所具有的限定终结点可以解释大部分动词能否重叠的语义限制，也限制了重叠与体标记的共现关系（第2章）；“着”类结果体标记既可以发展出表动作持续的进行体用法，由可以发展出表动作发生并具有现时相关性的完成体，这种在历史和方言中广泛存在的语法化双路径的现象具有类型学上的普遍性（第4章）；双“了”句在近代经历了暴涨暴跌的变化，其中报道新情况的用法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有到无的变化（第10章）；等等。

通过宏观与微观的相互观照，在语法化和主观化的研究方面提出了不少富具有理论意义的看法。比如，第6章将“来着”现时相关性的共时变异与历时发展相互印证，用主观性的差别解释其共时变异，用主观化解释其历时发展，即：“来着”由表过去时间到不表过去时间，在指称过去时间方面，“来着”越来越突出最近的过去，这体现了语义发展的主观化过程。从现时相关性的角度来看，“来着”从清末到现代发展出“想不起来或提醒”和“报道新情况”两种用法，而前者反映的是言者主语的认识情态，后者反映说话人对事件的当前意义的认定。“来着”的各类现时相关性从共时上呈现的主观性差异是历时上主观化的结果。这样既合理地解释了“来着”语法化的过程与机制，也为汉语主观性与主观化研究的量化探索了一条成功的路子。（第6章）。第11章用聚焦度的概念解释了汉语“在、正在、着”等的区别，同时也创造性地从主观性与主观化的角度对聚焦度进行了解释，即：汉语内部视点体标记“着、正在、正、在、呢”从左到右构成了聚焦度由高到低的序列。该序列也是主观性的序列，只是方向相反，“着”的主观性最低，“呢”的主观性最高。聚焦度由高到低的不同，也反映了说话人在呈现客观情状时所表现的主观性的不同。聚焦度高的标记强调事件在特定时刻的客观状况，其话语的主观性低；聚焦度低的标记淡化事件在特定时刻的客观状况，其话语的主观性高。在历时发展过程中体标记的聚焦度会逐步弱化，聚焦度弱化的过程也就是主观化的过程。

 

欧盟各国文化产业政策咨询报告

该成果为调研报告。2004年9月至2006年8月，本书作者李庆本接受文化部外联局选派，赴欧盟成员国马耳他大使馆中国文化中心工作，并对欧盟各国的文化产业政策进行调研。在此期间，他查阅了大量的外文文献和档案，多次采访马耳他旅游文化部欧盟事务及政策发展办公室，多次参加在马耳他首都瓦莱塔举办的欧盟文化政策宣传会，并到布鲁塞尔欧盟总部、欧盟委员会驻华代表团、斯洛伐克驻华使馆、塞浦路斯驻华使馆等多家单位进行调研，从中获取大量一手的资料。在此基础上，前后历经三年时间，与吴慧勇共同写成《欧盟各国文化产业政策咨询报告》。

本报告先从文化理念的调整、文化政策的制定、文化项目的实施、文化前景的规划、文化产业的发展等方面阐述欧洲文化一体化的最新进程；在此基础上,分别对欧盟27个成员国相关发展状况做了具体介绍和分析：每个国家文化发展状况、国家在文化产业方面的政策、文化产业的投入、文化产业的就业与消费、对外文化交流政策、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继承、对少数民族文化和语言的政策等等；最后小结部分则是对该国文化产业发展和相关政策的总结，并指出各国政府根据本国国情所采取的不同措施及其对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本报告除了对欧盟27个成员国做介绍和阐述外，注重欧盟不同国家的不同国情，以及这些国家根据自己的国情而制定不同的文化发展策略，如比利时存在三个不同的语言社区（法语、德语、弗拉芒语）的现实状况，比利时将权力不同程度地下放给三个语言社区，三个社区采取不同的文化政策；德国特殊的历史政治原因，统一前后文化政策也有相应的调整；法国是老牌文化国，其文化产业发展规模较大且比较成熟，并且采取了与美国完全不同的管理模式，较少放任市场机制，加强管理，制定一系列优惠政策，保证了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芬兰则实行典型的北欧模式文化管理体系，芬兰经济的健康发展主要得益于对科技和教育的重视，在芬兰政府预算中，始终优先保证教育经费的地位，即使是几年前芬兰经济出现衰退时，政府预算重点削减了军费开支，教育经费不减反增；捷克和斯洛伐克由于政治原因，文化产业发展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拉脱维亚、立陶宛等前苏联国家独立后都进行了文化体制改革，但拉脱维亚相对较快，成为前苏联最发达国家的典型；作为一个相对较不发达的国家罗马尼亚的IT业发展的经验非常值得借鉴；马耳他、塞浦路斯小型岛国都采取适合本国的发展策略，如马耳他政府奉行文化与旅游产业一体化的政策，这一点对于我国保护文化遗产、发展旅游业也具有启示作用；西班牙注重旅游资源开发的文化产业；希腊在旅游资源整合、举办奥运会方面亦给我们很多启示。此外，本报告突出重点，注意到法国、意大利、英国等大国在文化产业方面的巨大成功，指出法国对文化产业发展的高度重视，以及意、英在创意产业方面所做出的巨大努力。

本报告是我国第一本全面系统地介绍欧盟27个成员国文化产业及其文化政策的著作，其最大特色是在介绍欧盟27个国家文化产业发展的同时能够从文化政策方面探讨其原因，而为我国文化政策的制定提供借鉴。

欧盟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也是中国吸收外资的第四大来源地，了解欧盟各国的文化产业发展状况及其文化政策，做到有的放矢，对于促进中欧文化交流，加强中国文化在欧盟各国的传播，改变中欧文化贸易逆差，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增强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本报告也为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和最新的一手资料。